《阿Ｑ正传》里的城市书写

　　近年来，城市小说里的乡土意识已引起学人的高度关注，甚至提出了“都市乡土小说”、“新乡土小说”的概念，随着农民大量迁徙城市的潮流，这类关注会越来越多。以此观照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自然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对于乡土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则关注不够，尽管在有些文章里有只言片语的涉猎，但学者将更多的热情投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对早期乡土小说的城市书写鲜有关注，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也缺乏系统、深入、细致的梳理与研究。提到传统的乡土小说写作，很容易想到鲁迅先生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对“乡土文学”的解释，那就是“侨寓在都市”的青年作家在作品里诉说着“乡愁”。笔者认为，这只是乡土小说里城市书写的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在一些乡土小说里书写了乡土人物的城市印象。这些乡土人物的城市印象表明了他们对城市的基本态度：或仰视、或惧怕、或拒斥。而这些恰恰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阻力的最根本最直接的表现。开风气之先者是鲁迅先生，典范的文本就是《阿Q正传》。
　　《阿Q正传》表面上看是在为一个卑贱的小人物立传，这是明线，其实还有一个暗线，这个暗线就是他的“进城”。小说一共有三处写到其进城，可以说其短暂的生命历程与他的“进城”密切相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从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旧人物的悲剧是必然的。在阿Q的悲剧命运中显现了20世纪初乡土人物对城市的初步感觉，这种感觉是封闭自足的乡土世界与城市初次接触的感觉。鲁迅先生对阿Q的城市感觉书写模式对后来的一些乡土小说的写作具有示范意义，同时对后来的城市小说写作亦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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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先概括叙述了他的几次进城经历，这里对城市的书写不是直接的具体的，而是将城市的书写作为介绍人物背景的方式。阿Q是一个有过进城经历的乡土人物，但是阿Q“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 ‘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在阿Q眼里，这些都是错的，可笑的。很显然阿Q以乡下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对城市生活予以了批判和否定。这里作者运用了两种笔调，一是阿Q的笔调，他否定了城市，这是城乡对立的显著表现，一是文本叙述的笔调，文中写道：“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文本叙述的笔调显然是站在了城市文明的立场上。费孝通在其学术代表作《文字下乡》里曾敏锐而精辟地指出：“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1]但无知是相对的，“乡下孩子在教室里认字认不过教授的孩子，和教授们的孩子在田野里捉蚱蜢捉不过乡下孩子，在意义上是相同的。”[2]当城市把持着文明的话语权的时候，乡下人则成了愚昧的化身。
　　阿Q对城市的拒斥不独表现在嘲笑城里的生活方式，他对由城而返的钱老太爷家的大儿子也甚为不满，他呼其为“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先前跑上城里去过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后他回到家里，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阿Q“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他尤其“‘深恶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阿Q的“笑”和“骂”是一致的，表明了乡土人物对城市的拒斥态度。20世纪初在城市阴影的笼罩之下，面对城市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压力，阿Q要心安理得地活着，所以他的“笑”和“骂”就成了自我保护的武器。这也是他的精神胜利法的标志。
　　小说第二次写阿Q进城是颇费了些功夫，作者先交待了他进城的原因。阿Q为什么进城呢？《第五章 生计问题》描写了其爱情受挫之后的不幸遭遇：被剥去了身上唯一的布衫，赤膊躺在夜幕下的土谷祠，走在路上村人如同避瘟疫般的避着他，即便是十一岁的女孩也如此，还有他再也不能赊欠酒钱，最后连管土谷祠的老头子也催他走，村里也没人请他做短工。因此他无处可住、无食可吃，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去偷尼姑庵地里的萝卜，结果还被在他眼里看起来很柔弱的尼姑大声呵斥了一番，在未庄阿Q已无以为生，他被逼出了未庄。这是他进城的动机。在乡村因没有活路而被逼进了城的人物，在后来的一些乡土小说及城市小说里都有所反映，像萧红《生死场》里的金枝、丁玲《奔》里的几个村民及谢冰莹《一个乡下女人》中的乡下老太、老舍《骆驼祥子》里的祥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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